二十年前的比赛早已结束，有些旧账却一直没有翻篇。

最近，芒果TV友情纪实真人秀《后会友期》开播，2006届超女厉娜与许飞的重逢对质，意外成为节目最具话题性的看点。两人曾是亲密无间的好友，后来却因一场疑似“背刺”彻底积怨。

这些年，两人的职业轨迹逐渐分岔，曾经的友情也在各自的境遇中走向破裂。直到这次重逢，那些有关机会、得失与误解的旧账，才被重新摊开。当那些未竟的事业、难解的旧怨重新成为节目看点，二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，究竟成就了什么，又留下了什么？

“飞雪CP”到“纯恨CP”，症结在哪？

回到2006年，厉娜与许飞原本有着相似的起点。

那一年，厉娜、许飞都来自《超级女声》的长沙赛区，一路走到决赛，最终一个第五名、一个第六名。

彼时的厉娜，是2006届超女中极具人气的选手。外形清秀、唱腔慵懒，以及不刻意张扬的舞台气质，让这个小名唤作“小雪”的女孩迅速俘获了大批观众，直到全国总决赛5进4，她才第一次站上PK台，人气一度颇为可观。

相比之下，许飞的辨识度，更多来自其弹唱标签和带着几分文艺青年的音乐气质，选曲也游离于当时主流女偶像的审美之外。比赛中，从《爱的箴言》的细腻抒情，到《漫步》《难道》的摇滚民谣气质的选曲，都让她显得与众不同。

比赛期间，两人曾亲密无间，被粉丝称为“飞雪CP”。赛后又共同签入天娱，本应是彼此扶持的职业起点，却成了日后关系破裂的伏笔。

在《后会友期》中，厉娜将事业低谷与自己认定的“背刺”联系起来。

按照她的说法，自己曾向许飞倾诉涉及职业规划的私密话语，后来这些话传到了高层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。她提到，2011年至2014年间，自己的行程单几乎空白，长期陷在自我否定之中。

许飞则否认有意向公司告密，认为自己是身处同样经纪体系的艺人，根本没有左右他人事业的能力。

厉娜的委屈不难理解，但情感上的伤害与事业上的损失，很难简单画上等号。即便当年的私密话语确实传到了公司高层，也仍需追问，这件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职业发展。

其实，厉娜并非从一开始就被公司冷落。2007年，天娱为她推出首张同名专辑《厉娜》，邀袁惟仁、李泉操刀制作，并安排多城宣传。发行方当时披露，首批五万张唱片售罄，至少在职业起步阶段，厉娜曾经获得过实实在在的资源投入。

鲜明的个人特质足以让她在选秀舞台上脱颖而出，但要将一时的人气转化为长期的音乐影响力，仍需要持续的作品积累。2006年袁惟仁加盟天娱、着手制作厉娜首张专辑时，就曾坦言：“厉娜虽然很有个性，但是在音乐上还有许多需要学习。”

后来，厉娜经历了“雪藏”与事业低谷，音乐事业逐渐放缓，开始更多地向影视领域寻找机会，直到2017年签约太合音乐、推出EP《My Way》，2019年又发行《时间棱镜》，才重新有了较为集中的音乐作品。此时距离200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，已过去了十余年。

另一边，许飞的路也不平坦。2011年，许飞再次经特招入伍。据她回忆，因信任昔日同事，她递交入伍通知书时未留签收凭证。次年，前东家却以未收到通知为由申请仲裁，许飞因此承担约300万元赔偿，一度抵押房产、经营餐馆还债，直到2014年底才还清。

同样没能长期维持一线艺人的曝光度的同时，2020年她又因《浪姐》《王牌对王牌》等节目陷入舆论争议。

幸运的是，从早年的《那年夏天》，到后来由她谱曲的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，她在不同时期都留下了具有持续传播力的作品。《从吉林到北京》《如果这样能够让你快乐》等相对小众的作品，也延续着她对民谣、摇滚和个人化叙事的偏爱。

此外，她还在2010年创办了吉他私塾，尽管这项业务近年来鲜有新的公开进展，至少在当时，她已开始尝试建立一条不完全依赖唱片发行与商业演出的职业路径。

两人后来的际遇，也让选秀人气与艺人职业生命力之间的距离逐渐显现。这其中有个人选择，也有时代和市场的限制。

厉娜的委屈与失落有其真实的分量，许飞也并非没有经历过职业上的困顿，二十年的职业沉浮，终究很难由一场友情的背叛或误解来定论。当年相似的起点和后来的不同境遇，最终让两人对那段经历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。

初代选秀，一地鸡毛

二十年前，选秀节目最擅长的，是让普通人的名字在几个月里家喻户晓。而这个名字能在音乐市场留多久，却是比赛结束后才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
2006年1月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曾估算，2005年《超级女声》为相关产业链带来的直接收益约7.66亿元。彼时，节目冠名权卖出约2000万元，全国巡演门票收入超过1.5亿元，短信投票、贴片广告、唱片发行、商业代言等业务，也让电视台、经纪公司、电信运营商及一众合作方从中获益。

问题在于，节目能迅速把关注度转化为收入，但要让一时的人气沉淀为长久的音乐事业，却是另一回事。

2006年，天娱与五大赛区前十强共50位超女签约，到了次年，又与其中大批选手解约，转而集中经营全国十强。当签约艺人的数量不断增加，公司运营能力却没有同步扩张，资源分配很难做到人人兼顾。更何况，每年还有新的选秀艺人进入市场，上一届尚未站稳脚跟，下一届就已经成为观众的新宠。

2006年，当时的天娱负责人王鹏接受《环球》杂志采访时坦言，唱片难以赚钱，艺人的收入主要依靠演出、广告等业务。国内公司很难像日本唱片公司一样，用十年时间培养一位艺人，并表示天娱更倾向于依据市场反馈，逐个项目安排艺人的发展，于公司而言快速回收成本几乎是唯一理性选择，歌手真正需要的作品积累，反而成了最难坚持的一环。

资源之外，另一道难题是经纪合约，周笔畅、尚雯婕、陈楚生先后都与天娱发生解约纠纷，其中陈楚生与公司的官司持续数年，直到2012年才达成和解。

类似矛盾此后几年仍不断出现。

比如2012年，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季学员徐海星没有签下节目相关公司的九年经纪约，也未获得相关巡演邀请；金池则在几年后与灿星、梦响强音发生合同纠纷，2016年被判承担赔偿责任。如何在商业投入与艺人自主发展之间建立合理关系，始终是那几年绕不开的问题。对于艺人而言，一份在职业根基尚未稳固时签下的合同，却可能决定此后数年的工作安排、收入分配与合作选择。

说到底，选秀制造的是短时间内迅速集中的公众注意力，而音乐事业需要的却是另一套时间尺度。二十年后，那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，留下的不只有一夜爆火的年轻人、粉丝与共同记忆，还有分化的命运、难解的旧账，以及当事人各自珍藏或耿耿于怀的往事。

当“选秀往事”成为新生意

过去几年，早期选秀艺人回归、重聚、再就业，不再是偶发事件。

当年选秀产业没能持续兑现的明星价值，如今却在另一种内容逻辑下重新受到市场青睐，也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内容形态。

0713的翻红，最先让行业意识到这种变化。2022年，《欢迎来到蘑菇屋》意外带火了六位2007届快男，随后《快乐再出发》延续热度，从第一季招商困难，到第二季开播便有八家赞助商，熟人综艺的商业潜力得到验证，重新获得综艺曝光之后，成员们也陆续获得更多演唱会、音乐节及其他演艺机会。

不过，时间留下的关系不全是温情。从2020年《王牌对王牌》里许飞与尚雯婕的尴尬重逢，到如今《后会友期》里厉娜与许飞的公开对质，节目开始将那些未能和解的旧怨也纳入叙事。

相比之下，另一些创作者开始尝试把目光放得更长远。比如2006届超女张亚飞在《那些年你们追过的我们》中寻访昔日选手。曾担任多届快男快女总导演的马昊，则以核心线索人物的身份参与纪录片《因为是想写成歌》，重新走近那些曾被自己送上舞台的年轻人。

而近年来，新一代选秀艺人则在更新的内容市场中寻找机会。

团播是其中较为直接的一条出路，近年来，娄滋博、林超泽、吴海等《偶像练习生》出身的艺人陆续进入直播间。对于接受过系统唱跳训练的选手而言，舞蹈功底、镜头表现力与团队配合都是现成的优势。

剧集则为另一批选手打开了演员转型的通道。先后参加《创造101》《创造营2020》的刘念，凭借《念念有词》《成何体统》等短剧重新获得关注；前UNINE成员管栎、何昶希等人则选择“下海”，进入以海外播出为主的双男主剧集市场，借助角色CP与粉丝运营积累新的人气。

还有人走出了传统的艺人职业路径。比如2018年参加《创造101》的陈语嫣，后来成为上海迪士尼花车巡游中的舞蹈演员。对这些曾经站上选秀舞台的年轻人而言，成名未必能够持续，但当年积累的专业技能和公众认知，仍可能在不同的行业中找到新的用武之地。

选秀艺人对于今天内容市场的价值，在于他们已经完成了最难复制的一步，被一代观众认识。

市场不必从零培养人物，观众也无须重新建立感情。当年的选秀未必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份长久的明星事业，却在无意间留下了一批仍可被不同市场使用的人物、关系与职业技能。

无论是旧日友情、还是对成名与成长的重新审视，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，让选秀时代积累的关注与情感连接，在新的内容场景中继续产生商业价值。

结语

当镜头之外的真实经历重回大众事业，市场总希望看到更鲜明的故事，但现实中的人生故事，往往没有那么清晰的起承转合。

2006年，许飞录制首支单曲《那年夏天》，MV邀厉娜友情出演。录制过程中，许飞与制作人仓雁彬在唱法上产生分歧，她坚持自己独特的唱法，仓雁彬则认为她声音里的情感不够丰富。整整两天，理解在坚持中慢慢发生，仓雁彬渐渐听出，许飞近乎“没有表情”的声线，恰恰把最多的表情收进了声音深处，也让这首歌有了别样的味道。

二十年后再看《后会友期》，许飞的表达似乎仍有几分这样的执拗。话说得平淡，不肯轻表露，偶尔流露出的关切，又让这段关系显得没有那么简单。

《那年夏天》歌词唱到“让时钟停在，那年的夏天。”那年夏天确实值得怀念，只是，更多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故事，总是发生在夏天之后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音乐先声”（ID：nakedmusic），作者：范志辉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